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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孙中山思想世界中的全球意识、历史眼光和辩证思维

2019/9/11 19:09:22

熊月之:孙中山思想世界中的全球意识、历史眼光和辩证思维

在孙中山的思想世界中,有清醒的全球意识,对西方文化确有了解;有冷峻的历史眼光,对中华文化有深切体认;对二者又能进行允执厥中的辩证思维。

 

孙中山设计的理想蓝图,具有独特的光彩,视野极其宏阔,思考十分深邃。孙中山1890年自称,“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远至欧洲时局之变迁,上至历朝制度之沿革,大则两间之天道人事,小则泰西之格致语言,多有旁及”,其学问“远观历代,横览九洲”。其“横览九洲”即为视野宏阔,“远观历代”则为古今贯通。

 

清醒的全球意识

 

孙中山认识到,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化态势已经形成,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置身其外:“今日立国于世界之上,犹乎人处于社会之中,相资为用,互助以成。”在孙的脑海里,一直存在两幅形象清晰的社会图景,一幅是中国,一幅是欧美。他将这两幅图景时相对照,比较其短长,分析其优劣,求真向善尚美。

 

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都是在综合考察国内与国际两大社会现实、吸取国内与国际两类思想资源基础上形成的。他的民族主义内涵的前后变化,既有国内民族关系变动的因素,也有国际上民族压迫的影响。他思考民生问题,一开始并没有“节制资本”的内容。这一主张的正式提出,已是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召开之时。其时,中国资本主义并没有进入发达阶段,他这一思想的提出,正是鉴于他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弊端的考察,那里的资本发达以后,便垄断社会富源、造成两极分化、把持国家权力,进而掠夺别国资源。所以,他从“民元”以后,便思考这一问题,最后形成关于节制资本的思想。

 

孙中山的全球意识不光体现于他对三民主义的总体设计,也体现于他对科学技术的评价。

 

孙中山十分注意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卸任临时大总统伊始,他就将精力投放到中国现代化建设上来,规划铁路、港口建设,呼吁发展实业,引进外资,加强国际合作。他礼赞现代科学技术:“自机器发明后,人文之进步更高更速,而物质之发达更超越于前矣。盖机器者,羁勒天地自然之力以代人工,前时人力所不能为之事,机器皆能优为之。任重也,一指可当万人之负;致远也,一日可达数千里之程。以之耕,则一人可获数百人之食;以之织,则一人可成千任之衣,经此一进步也,工业为之革命,天地为之更新。”他从1890年代开始,到生命结束,一直倡导中国走现代化道路,认为那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的正确道路。

 

但是,不同时期,孙中山对科学技术赋予的评价颇不一样,对于科学的发展一直保持高度的警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孙中山发现,科学技术既可以用来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也可以用来进行战争,对人类造成极大的破坏,既可为善,也能作恶。1924年,他在一次演说中表示:

 

"欧洲近百年是什么文化呢?是科学的文化,是注重功利的文化。这种文化应用到人类社会,只见物质文明,只有飞机炸弹,只有洋枪大炮,专是一种武力的文化。欧洲人近有专用这种武力的文化来压迫我们亚洲,所以我们亚洲不能进步。这种专用武力压迫人的文化,用我们中国的古话说就是‘行霸道’,所以欧洲的文化是霸道的文化。但是我们东洋向来轻视霸道的文化。还有一种文化,好过霸道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本质,是仁义道德……这种要人怀德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古话就说是‘行王道’。所以亚洲的文化,就是王道的文化。自欧洲的物质文明发达,霸道大行之后,世界各国的道德,便天天退步。"

 

对照孙中山在不同时期对科学技术的评价,可以发现,变化的是对科学技术功能的评价,不变的是对人类福祉的关注。

 

深邃的历史眼光

 

孙中山在强调接引西学以救中国的同时,从来没有忘记将中国的现实与历史相区分,将中国的统治者与人民相区分,将中国当下问题与历史文明相区分。

 

鉴于义和团运动的发生,西方人误以为中国人闭关自守、盲目排外,孙中山从历史的角度,以景教与佛教的传入,说明中国有对外开放、吸收外来文明的传统,说是“甚至晚至明朝时,中国人中还没有丝毫排外精神的迹象,当时的大学士徐光启,其本人皈依了天主教,而他的密友、即在北京传教的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曾深得人民的尊敬”。

 

针对西方世界甚嚣一时的所谓“黄祸”论,孙中山特别强调中国人的和平品格:“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等激进派对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道德,痛加挞伐,全面否定。孙中山从全人类文明的范围,论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内容是好的,不能一概否定,特别是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

 

孙中山认为,从世界文明的范围来看,孔子自有其重要地位,是大教育家、宗教家。对儒家修齐治平的从内圣到外王的修身理路,他也予以积极的评价,认为是很好的政治哲学:

 

"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的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要保存的。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的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

 

对于被抨击最多最集中的传统道德,三纲五常,孙中山也有自己的独到看法。他认为,有些道德范畴,经过改造,扬弃旧的内涵,加入新的内涵,还是可以继承的。孙中山说:

 

"讲到信义。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依我看来,就信字一方面的道德,中国人实在比外国人好得多。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得出来呢?在商业的交易上便可以看得出。中国人交易,没有什么契约,只要彼此口头说一句话,便有很大的信用。比方外国人和中国人订一批货,彼此不必立合同,只要记入帐簿便算了事。……所以外国在中国内地做生意很久的人,常常赞美中国人,说中国人讲一句话比外国人立了合同的,还要守信用得多。"

 

允执厥中的辩证思维

 

这比较突出地体现在他对于中华文明的理解方面。

 

孙中山发表对于中华文明的见解,比较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集中在他关于三民主义历史资源的阐释当中。他那时撰文、写书、发表演讲,中心都是这一议题。新文化运动实质是近代中国文化复兴运动。那时最关注的三大问题,即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如何看待中西文化的特点,以及中国文化何去何从,都是中国文化复兴的根本问题。众所周知,这一运动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中心议题,但综合而言,持论人可分为相对激进与相对保守两个方面。孙中山尽管没有直接参与各个阶段的具体论战,但他对这一运动相当关注。他既不赞成陈独秀等人激进的反传统主张,也不赞成胡适等人全面西化的主张,而是属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派,或曰折衷派。对于这方面,蔡元培曾有过很好的评价。他说,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特点是中和性,或曰折中性。

 

需要指出的是,孙中山的折中,并不是无原则地和稀泥,而是在吃透两端精义的前提下,吸取两端之合理因素,然后提出创新意见,可谓“极高明而道中庸”。比如,他对中国传统忠德的理解,就是在深察忠德本义的前提下,结合时代特点而提出的新见。他说:

 

“现在一般人民的思想,以为到了民国,便可以不讲忠字;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所以便把他拆去。这种理论,实在是误解。因为在国家之内,君主可以不要,忠字是不能不要的。如果说忠字可以不要,试问我们有没有国呢?我们的忠字可不可以用之于国呢?我们到现在说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以,说忠于民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所以古人讲忠字,推到极点便是一死。古时所讲的忠,是忠于皇帝,现在没有皇帝便不讲忠字,以为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那便是大错。现在人人都说,到了民国什么道德都破坏了,根本原因就是在此。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为四万万人效忠,比较为一人效忠,自然是高尚得多。故忠字的好道德还是要保存。”

 

这并不是想当然地随意发挥,而是深合古人本义。忠,在传统文化中,涵义本广,并非专指一事,《左传》、《论语》等书中,都有关于忠的解释,包括上思利民、对己尽心、对人尽义、对事尽责,并不是后世理解的只是臣民对君主的单向忠诚。朱熹《中庸章句》云:“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及人为恕。”朱熹再传弟子、南宋思想家真德秀对此说得最为到位:“夫忠之为义,先儒以中心释之,又以尽己言之,盖本诸心而无伪者忠也,发乎己而必尽者亦忠也。然则有本诸心而不尽于己、尽乎己而不本诸心?其亦一而已尔。圣贤之言忠,不专于事君,为人谋必忠也,于朋友必忠告也,事亲必忠养也,至于以善与人,以利教民,无适而非忠也。”近代人章太炎、张元济都有类似说法。这广义的“忠”,说到底,就是儒家修身八目中诚意、正心的结晶。孙中山未见得读过朱熹、真德秀、章太炎等人对“忠”的解释,但是,他从道德继承性角度来讨论忠的问题,由忠的事相追溯到忠的本质,得出了与古人相近或一致的看法。孙中山谈仁爱、诚信、孝道等传统道德的继承性,与此出于同一逻辑。

 

当许多人对西方文化颂扬过甚时,孙中山不趋时跟风。当许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猛烈抨击时,孙中山不随声附和。他之所以能够提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这些富有中国特色的、具有很强独创性的思想,源于他对西方文化确有了解,对中国文化有深刻体认。

 

孙中山是崇高的爱国主义与真诚的民主主义者,爱国爱民胜过爱家爱己,爱大我胜过爱小我,所以会放弃经济收入、社会评价都相当不错的医生不做,毅然走上医国道路;所以会对腐败黑暗的实处世界进行无情的、持续的批判,从晚清、到民初到军阀割据时期。他是视野宏阔、学养丰厚的理想主义者,所以会不断地条理、充实、乃至更新他的理想世界,从一民、二民到三民主义,从旧三民主义到新三民主义。他是脚踏实地、讲究实效的政治家,既要在刀光剑影中与敌人拼搏,也要在各色人等中折冲樽俎,需要时常调整斗争策略,甚至做出一些让自己的战友也不能理解与接受的举动。

 

孙中山一生,就是他的实处世界、理想世界与过渡世界矛盾展开、相互激荡的一生。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看他的一些举动,似乎与其他政客无异,但是,如果明瞭那些举动其实是他到达理想世界的过渡之舟或临时驿站,那就立刻会显现孙中山迥异于一般政客的伟岸身躯。


作者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历史学会会长

本文根据作者在“孙中山与他的时代——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该研讨会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办,上海中山学社、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史林》杂志社协办。

主编:王多

图片编辑:徐佳敏

题图来源:新华社